糖心lovgo

二十大报告作为我们党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纲领性文件，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是我们党面向未来三十年践行初心使命的政治宣言，也可以说，是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书。二十大报告其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第一次把“法治”单独作为一个篇章放在第七部分，即“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表明了我们党对法治工作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法治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平台、路径和渠道，并且它是唯一一个，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而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法治政府作为率先突破引领角色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治政府建设的根本保证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体，党的领导对于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央依法治国办的成立、《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的施行等，有力推动了党中央对于法治政府建设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实践证明，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才能蹄疾步稳，进而实现其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率先突破。 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路径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体，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可以有各自的建设重点，但最终是要“一体建设”，“一体建设”符合法治建设的规律，必须要在“一体”上做文章，即要在理念上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认识，不能割裂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突出法治政府建设这个重点。 法治政府建设的本质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法治政府建设衡量标准归根结底是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主要原则之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行政机关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政府必须扛在肩上的。法治政府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人民群众的评价是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基本标准，法治政府是否建成最终也由人民群众说了算，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惠民生保民安的初心才能永续，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才能不断增强。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早在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党的文件形式对涉外法治工作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加强涉外法律工作”。2020年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另外，党的二十大报告、“十四五规划”等党的重大会议和文件当中均对涉外法治工作提出要求。综上，这一历程体现出我们党对加强涉外法治体系构建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入，体现出中国特色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是兼具连贯性、科学性和时代性的必然选择。 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成就与不足 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沉淀，为中国积攒了涉外法治的宝贵经验。近年来，我国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发展，涉外法治实践循序渐进，涉外法治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研究领域拓宽、研究问题深入、研究内容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涉外法治体系化工作在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涉外法治体系尚未成熟定型，涉外法律“工具箱”尚不完备。尤其是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存在效力层级不高和不成体系的问题。 涉外法治人才队伍总量偏小、质量不高。尤其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熟悉沿线国家法制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严重不足。 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举措 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着手。宏观层面，需要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提出总体思路和建议。微观层面，需要加强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交流，完善并落实具体措施，不断丰富对外斗争的法律“工具箱”。具体举措涉及国内和国际立法；涉及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不同领域；涉及公法和私法的立改废释；涉及国家司法、外交、商务、援外等部门的协调和配合。 加强涉外领域重点立法，加快中国法域外适用体系建设；推进涉外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强化涉外公司合规管理。 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在重点国家和地区使领馆设立法务参赞，推行专业化的法律顾问和法律服务，深化司法执法领域的国际合作，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提升涉外法治实践应用能力，增强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加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创新全方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新格局、强化涉外法治人才的实践能力、打通理论和实践部门的互通互联渠道、推进国际法学科体系建设、打造相关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特色，提高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能力。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202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金融犯罪工作情况暨典型案例》，进一步彰显了依法惩治金融犯罪，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纵观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脉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法维护金融安全，不仅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而且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法治命题。回顾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法治建设历程，党中央和各革命根据地以维护政权稳固为主要任务，制定并颁行多项惩治金融犯罪的法令、法规和政策文件，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伟大革命提供坚强保障的同时，也为新时代背景下依法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实践依据。 自1927年第一批农村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后，新生革命政权亟需解决政治稳定、经济自足等现实问题，加之人民革命事业面临的态势异常复杂，致使危害货币管理秩序、危害金融票证、扰乱和破坏金融贸易等不法行为在革命根据地内快速滋生，持续蔓延，对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和人民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害。例如，1934年闽西革命根据地接连发生的“明光县林明映、林积记伪造纸币，扰乱苏区金融案”和“永定县反动团总阙渭川伪造苏维埃纸币案”，1941年发生于糖心lovgo米脂县的“李如明、李元庆等制造、使用假币，破坏边区金融案”等等，都严重侵害了革命根据地的货币转移和资金融通安全。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对危害金融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惩治金融犯罪的法律规定首见于1930年10月颁布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三号）——禁止私人收买金银首饰》（以下简称《布告》）。《布告》明确指出：“贩卖首饰是和私运银币出口同样的捣乱金融”，并对被禁止的行为及其刑罚进行了分类规定：一是私人在革命根据地内收买首饰的，处十倍以上的罚金；二是将首饰贩卖到敌占区或私铸银币的，处以死刑。《布告》立足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现实，首次实现对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规范治理，既有效维护了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稳固和金融安全，也开了中国共产党惩治金融犯罪法治实践的先河。 1931年2月颁布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以下简称《暂行刑律》）首次采用了专门篇章条款的形式，在第六章“伪造货币罪”中明确规定了危害货币管理秩序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暂行刑律》第六十条规定：“伪造通用货币者处死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行使自己伪造之通用货币或意图行使而交付于人者，亦同。”第六十一条规定：“意图行使而收受他人伪造之通用货币者处死刑，其收受后行使或意图行使而交付于人或自苏区外贩卖者，亦同。”并且，在主刑之外，第六十二条还附加规定了：“犯本章之罪者，褫夺公权。”可以说，《暂行刑律》在《布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革命根据地金融管理秩序的保护力度，其规范条文式的文本结构初步建立起体系化、精确化的金融犯罪法律惩治体系，保障了法律实施的实效性，为革命根据地后来的刑事立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刑事法律体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规制金融犯罪的刑事法律体系不断充实完善。在1937年至1939年期间，刑事立法的重心主要在于规制反革命、贪污等不法行为，与金融犯罪相关的规范主要见于《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草案）》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仇货和取缔伪币条例》（以下简称《仇货取缔伪币条例》）。其中，《仇货取缔伪币条例》对买卖、运输敌货，使用非法货币，非法交换货币、财物等破坏抗日革命根据地贸易和货币安全的犯罪行为予以严惩，对共同犯罪行为和徇私舞弊行为的刑事责任与刑罚作了详尽规定，并探索建立了行政机关、公职人员和人民群众共同预防和发现犯罪的协同治理机制。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相结合的法治建设原则逐步确立。 1940年至1945年是革命根据地刑事法律体系蓬勃发展阶段。由于此时革命根据地受到多方敌对势力的封锁与破坏，外发因素引起的金融风险较为严峻，因此，这一时期刑事政策的主线是维护货币和外汇管理秩序，严惩金融犯罪。在该政策的指导下，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破坏边区治罪条例》《陕甘宁边区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以下简称《破坏金融惩罚条例》）《晋冀鲁豫边区禁止敌伪钞票暂行办法》《苏皖边区惩治叛国罪犯（汉奸）暂行条例》等多部刑事法规。其中，《破坏金融惩罚条例》以稳定对外汇兑秩序、保护边区地方货币安全为立法目的，对危害货币管理制度的犯罪行为作了较全面的类型归纳。根据行为危害性程度的不同，《破坏金融惩罚条例》为“拒收边币”“在法定场所之外交换货币”“货币投机”“强迫交易和诈骗法币”等行为规定了劳役、罚金、没收违法所得和有期徒刑四种刑罚措施，蕴含了现代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和轻刑主义的价值理念。 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2年在总结以往刑事法律制定与实施经验的基础上，起草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刑法总、分则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惩治金融犯罪的规定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规定在第一章第五节“破坏经济金融罪”中的专门性罪名，包括破坏经济罪、妨害工农商罪和妨害金融罪。其中，破坏经济罪和妨害工农商罪对危害根据地整体经济秩序和各行业领域金融安全的犯罪作了总括性规定；妨害金融罪的规制范围则包括危害货币管理制度和危害金融票证、有价证券管理制度的数种犯罪行为，例如，《草案》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伪造变造通用货币纸币银行券国家发行之有价证券，意图供行使之用者，处五年以下强制教育得并科五千元以下罚金。”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知为前条伪造变造之货币纸币券证而仍行使或意图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于人者，处三年以下强制教育得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第二类是在“破坏经济金融罪”外涉及金融犯罪的罪名和规范，包括伪造度量衡罪、重利罪（即非法放贷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以及规定于损害公家财物罪中的侵占、挪用金融机关财物的行为。不难看出，一方面，《草案》在形式体例上已经愈发趋向体系化和综合化，规制金融犯罪的内容不断臻于规范化和精细化；另一方面，《草案》对“金融”和“金融犯罪”的认识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现代金融的含义，在有效回应实践需要的同时体现出明显的进步性，标志着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刑事法律建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充分验证了中国共产党法治建设的逻辑理路。 总结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惩治金融犯罪的刑事法治实践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以维护金融秩序为核心任务，采取金融抑制模式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惩治金融犯罪的刑事法治实践以维护政权稳固为核心任务，具有显著的“重秩序”“重管控”特征。 第一，革命斗争的发展历程和实际情况从根本上决定了彼时刑事立法的目的就是要运用刑罚手段严惩犯罪，通过同敌对势力作斗争来巩固人民政权，维护业已取得的革命成果。为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坚持以秩序维护为本位的刑法机能观，使有效防范各类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秩序成为惩治金融犯罪的目的依托和最终归宿。 第二，经济和金融作为革命斗争事业和根据地建设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性要素，极易遭受不法行为的侵扰与破坏，因此在金融领域必须采取抑制模式，着力突出秩序维护的优先价值。通过增强行政力量的管控力度，扩展公权力机关的介入范围，进而为人民政权构筑起坚实的法治屏障。 持续推动金融刑法规范向体系化和精细化发展 《布告》作为革命根据地法治建设开端时期的产物，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对惩治金融犯罪作了原则性规定，虽然内容较为精炼，却为金融领域的刑事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此基础上，以法治化道路为方向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对惩治金融犯罪的实践路径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探索，主要包括：制定综合性的刑事法典；颁行惩治金融犯罪的单行法规；设置了破坏金融罪、伪造货币罪等专门性罪名；制定预防性的刑法措施；扩宽金融犯罪的刑法规制范围等等，持续推动金融刑法规范从政策文件向法律法规转变，从规定原则化向内容精细化方向发展。 这一转变既有效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施政效力，也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行法治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逻辑。 金融刑法的规制范围具有相对确定性和发展进步性 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制定刑事法规和刑事政策文件，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危害货币管理制度的犯罪是金融刑法的主要规制对象。 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主要采取了金融抑制模式，但更着眼于通过金融秩序的维护与稳固，为革命政权提供合法性与长久性的执政保障。 因而，金融刑法主要针对的是危害特定金融秩序的犯罪，在规制对象上具有倾向性和固定性。 同时，这一时期的刑事法治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品质。例如，《草案》既延续了以往法治实践重点规制货币犯罪的立场，同时也对法定金融犯罪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适度扩充，将危害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票证、有价证券管理制度等犯罪也纳入规制范围，表明这一时期金融刑法的规制范围总体上是相对固定的，但又随着法治进程与实践需要发展完善，不断平衡刑法规范确定力与适用性之间的关系。 刑罚尺度具有宽缓化发展趋向，刑罚目的逐步向教育刑转变 刑罚尺度趋向宽缓化和刑罚目的向教育刑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惩治金融犯罪的刑事法治实践中的重要特征。以危害货币管理秩序的犯罪为例，《布告》和《暂行刑律》均直接规定处死刑或长期的徒刑，制裁措施极其严厉。《仇货取缔伪币条例》则根据货币犯罪行为方式的不同，设置了宽严有度的刑罚措施，蕴含了慎用重刑的理念，在金融犯罪领域迈出了刑罚宽缓化的第一步。《破坏金融惩罚条例》对货币犯罪刑种、刑度的规定，进一步体现出刑罚轻缓化的变革趋向，逐步明确了刑罚具有教育和改善的功效。以此为基础，《草案》在“破坏经济金融罪”一节中，秉持教育刑的刑罚目的论，设置了拘役、劳役、罚金和强制教育四种轻缓的刑罚措施，体现了刑罚目的和刑罚尺度的功能性转向。 可以说，从《布告》到《草案》，它们生动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在刑罚体系建设方面的变革历程。刑罚向人道化、合理化、宽缓化发展的理念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立法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创造了法治建设既一脉相承又发展创新的良好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我们回顾过往历程不仅在于历史传统映照了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更在于历史规律中蕴含了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惩治金融犯罪的实践探索表明，维护金融安全对维护整体国家安全关系重大，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此，我们要始终坚持走法治化的治理路径，这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制金融犯罪、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最优解答，更是推动刑事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2022年度糖心lovgo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一般项目《百年奋斗视域下的陕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2022HZ1288）；2022年度糖心lovgo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一般项目《陕西高校弘扬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长效机制研究》（2022ND0470）项目成果〕

为进一步增强全局干部的法治意识，更好地推进我市乡村振兴工作，2022年12月1日，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培训会议。会议由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富荣同志主持。 培训中，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法治与国家治理研究室主任兼书记杨静同志结合调研实际，高屋建瓴、引经据典，从近代以来党领导下的乡村建设、法治在乡村建设中的保障作用、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当前乡村振兴促进法落实中的几个问题等方面，为我们做了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培训讲座，为我们做好贯彻落实工作明确了思路、提供了借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操作性和实践性。 大家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是三农领域固根本、立长远、稳预期的基础性法律，对于促进五大振兴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努力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能力。 市委农办秘书处、局法规处、发展规划处负责同志，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中层以上干部在主会场参会，局机关其他干部在线参加会议，局属各单位成员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西北政法大学举行《赵馥洁文集》出版座谈会 近日，由西北政法大学联合糖心lovgo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糖心lovgo哲学学会，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联合承办的《赵馥洁文集》出版座谈会在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隆重举行。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并同步视频直播。 糖心lovgo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郭建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魏长宝，糖心lovgo哲学学会会长曹飞，糖心lovgo政协常委、教育科技委员会主任董小龙，中国刑法学研究学会会长、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贾宇，西北政法大学原党委书记宋觉，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宗科，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孙国华和副校长王健、张荣刚出席座谈会。 孙国华致开幕词。他指出，学校哲学学科专业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学科积淀，经过60余年的本科教育和40余年的研究生培养，形成了规范的哲学人才培养体系和基础厚实、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学科平台，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价值哲学、关学研究等方面形成了突出的特色和优势。赵馥洁先生是学校哲学学科的首席专家，为学校事业发展尤其是哲学学科建设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开拓性的研究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建构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和演变历史，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此次座谈会的举办必将有力推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促进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 赵馥洁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和感悟。他表示，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中的新发现，使自己感受到“乐在其中”的治学境界；哲学的反思性思维特征，使自己不断增强“自知之明”的学术自觉。 据了解，西北政法大学以庆祝资深教授赵馥洁先生学术生涯总结性著述集成《赵馥洁文集》（8卷9册）为契机，举办以“《赵馥洁文集》出版与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为主题的座谈会，旨在对赵馥洁先生的学术生涯与思想内涵进行深入研讨和发掘，阐发赵馥洁先生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湖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糖心lovgo学等国内十余所高校80余名专家学者云端相聚，交流研讨。 华商报记者 任婷

《赵馥洁文集》出版座谈会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记者 陆航 实习记者 王江维）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赵馥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在中国传统价值哲学、关学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赵馥洁文集》，共8部9册三百余万字。11月26日，糖心lovgo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西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糖心lovgo哲学学会联合主办，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承办的《赵馥洁文集》出版座谈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糖心lovgo社会科学届联合会党组书记郭建树、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孙国华、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魏长宝同来自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共同回顾了赵馥洁先生60多年来辉煌的学术生涯和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对赵馥洁丰厚的学术成就、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君子人格给予了高度评价。 构建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 郭建树说，赵馥洁先生几十年来，追求真理，孜孜不倦，在中国哲学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取得了许多弥补空白的研究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赵馥洁文集》是一个80多岁老学者奉献给社会的精品力作，《赵馥洁文集》出版座谈会的举行，是对先生学术成果的肯定，是对先生学术生涯的礼赞，是对先生治学经验的传承。更重要的是激励更多学者为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述学立论，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价值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是价值哲学。从《易经》开辟、奠定基础的中国整个哲学思想，均以伦理政治或者伦理道德问题为主线。赵馥洁先生在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价值理论，以国外、国内中哲史研究界少有的视角，为进一步揭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区别的重点、要点所在作出了突出贡献。《赵馥洁文集》第一卷《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通过导论、价值原理篇、学派取向篇、范畴系列篇、价值思维篇，系统论述了传统哲学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儒墨法道四大家的价值论体系、传统哲学价值论的主要范畴和中国哲学的价值思维方式，从价值哲学维度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构建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德顺认为，赵馥洁先生对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的研究意义重大：一是系统地挖掘和建构了中国传统价值哲学史，超出了对中国哲学某一个问题和某一个领域的专题研究，从而形成了中国价值哲学独特的研究框架。二是赵馥洁先生开创的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研究范畴，跳出了用西方哲学观念评价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有效地回应了自黑格尔以来否定中国古代哲学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对整个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体系当中的形象和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馥洁先生对中国哲学理论和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贡献体现在他创造性的研究了价值论、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关系，并系统地梳理出中国哲学中的价值哲学主线，既有广度，也有深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认为，《赵馥洁文集》中西兼通，坚持以中学为体，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固有范畴，如义利、德智、公私及理欲等范畴进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转化和创造性转化研究，从而对中国古代伦理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和现代化的典范；同时，赵馥洁先生创造性地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价值思想意蕴，并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创立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系统化的典范。 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有一个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它跨越了漫长曲折的历史道路，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才凝结于民族的精神结构之中。《赵馥洁文集》第二卷《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以每个时期具有时代特色的、处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为标志，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基础，以主体需要的变化为关键，系统论述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演变历程，全面呈现了每一历史时期价值观念的总体面貌，深入探讨了传统价值观的演变规律和演变特征。为在当代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精华，提供了历史借鉴。 价值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有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西方哲学价值论、中国哲学价值论三条进路，赵馥洁先生的相关研究是中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新汉表示，赵馥洁先生对中国价值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论等层面做了兼具基础性和深刻性的研究。他将赵馥洁先生对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的贡献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赵馥洁先生构建了中国哲学的价值论思想体系，将儒家的道德主义、墨家的功利主义、法家的权利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二，赵馥洁先生通过中西对比阐发中国哲学价值论的特色，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原理部分相对薄弱，规范理论则较强，中国哲学强调人生如何生活才有意义，如何选择才有价值；其三，赵馥洁先生特别强调中国哲学价值论是价值追求与历史法则的统一，是真理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统一，西方哲学的休谟难题在中国哲学中并不存在，可谓“前无古人”，他用价值哲学的相关范畴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使得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价值论领域具有了重要的地位，希望后续的学者能加强中国价值哲学的研究，相信这一领域的研究会“后有来者”。最后祝贺赵先生大作出版，祝福赵先生安康，祝愿赵先生学术之树长青！ 中国哲学界以往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思潮、专题以及个案人物的研究等方面，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可观，然而，却没有人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价值论意义上的深度研究。赵馥洁先生的中国哲学价值论研究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研究，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突破，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的拓展。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表示，赵馥洁先生的研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型转化与创新型发展的典范。他是第一个，也是最早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价值观念及其历史演变等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填补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研究层面的空白；其相关的著作，如《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中国传统智慧的价值意蕴》《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等都是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优秀代表作，广受学术界重视和好评。赵馥洁先生以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为研究核心，突破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并拓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精神进行了具有深度、创造性的阐发，揭示了价值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并剖析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结构特征，提炼、建构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进行深入研究的典范。 山西大学马俊峰教授认为，历史上对于中国哲学价值论的研究角度，更多的是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来整理中国的材料。相比之下，价值论是中国哲学之所长。所以，赵馥洁先生在这个领域有开山的意义。我们往往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论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短处。马俊峰特别强调了赵馥洁先生讲治学的体验，即耐得住寂寞。正是这种耐得寂寞，是后辈学人应该向赵馥洁先生学习的治学精神和人格境界。 “我特别赞同赵馥洁先生创造性地提出和论证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哲学的这样的观点”。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伟平说，《赵馥洁文集》里面的很多的观点自己都比较熟悉。比如对中国价值哲学的价值原理的建构、或者归纳、提炼，赵馥洁先生提出了价值本质的价值分类论、价值评价论，还有对于价值观方面的区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是自然与人文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知识的规范相统一，必然的原理与应然的判断相贯通；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是借天道以明人道；哲学的认识论是借知行说道；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是借阴阳以言治平：传统哲学的历史观是借理势论至治。这些观点对自己后来的研究特别有启发。 “《赵馥洁文集》的出版的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升华，必将有助于推动价值哲学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重视。”湖北大学资深教授江畅认为，就文献关涉价值论的哲学、价值哲学价值论的著作而言，赵馥洁先生的学术思想、理论特征和学术贡献可以归结为“四性”：开拓性，开创性；奠基性；体系性；原创性。在此之前，中国哲学史上未曾见有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系统研究，赵馥洁先生在中国史和中国哲学价值论史上第一次使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这一概念。第一次使这个概念进入了中国学术和中国学术的世界，开辟了中国传统价值哲学，或者说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几十年来，赵馥洁先生发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方面的文章，收集在文集的第四卷和第六卷中。这些著说视野开阔问题意识强，注重现实，既有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也有从中国哲学价值论的视野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基础，构建了一个融理论与历史一体、均为统一的一体的中国哲学价值体系，这十分有助于对中国哲学价值论的整体把握。与此同时，赵馥洁先生提供了许多原创性的学术观点，这些原创性的观点促进并深化了中国哲学价值和中国哲学的研究。 “赵馥洁先生的研究真正地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从价值论视角切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赵馥洁先生即使不是最早的，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之一。”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说，早在1988年，赵馥洁先生便开始了这一视角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1991年出版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更是先生把价值论与中国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一次系统呈现与总结。之后，赵馥洁先生相继有《价值的历程》《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等著作问世，把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赵馥洁先生的学术人生有一个中心点或宗旨，就是始终围绕着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问题进行研究，包括他的关学研究，其突出特点也正在于以价值论为入手处这一点上。赵馥洁先生的研究历程同时启示我们：第一，一个人学术研究中心的形成，它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他需要对其研究对象全面把握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才能逐渐地凝聚起来和推展开来。赵馥洁先生的治学生涯，正是这一方面的如实写照。赵馥洁先生在发现或找到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问题意识之后，秉承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品格，坚持不懈地展开深入研究。正因如此，方能获得真正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第二，赵馥洁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给我们重大的启示，还在于他揭示了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是价值论。只有从价值论入手，将它和本体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有价值论的丰富意蕴，更在于它形成了一个价值论的理论体系。第三，赵馥洁先生这一观点还对自己个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启发自己意识到，中国哲学所讲的道，多指的是人生之道、人伦之道。比如孔子认为，人生的正道就是按照仁义的道的原则去行动。一个人只有循道而行，才能成为有价值的人，而按照正义原则去行动，才能达到道的境界。孔子的仁学及其他“一以贯之”的工夫之道，正属于价值论哲学的范畴。而张载“太虚即气”的思想当中，“气”，既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也是人性的根据，由此引出的“知礼成性，变化气质”这一工夫论，诚如清人李光地曾将说，“虚空即气，性道合一者也。”张载的虚气论，正是承载着价值的。此外，朱熹讲“理便是仁义礼智。”“仁义礼智，性之大目，皆形而上者。”这些都明确地表达了道德的或者价值的形上学的思想。 开创现代关学精神谱系建构及其诗性表达 关学是由北宋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和资源。《赵馥洁文集》第三卷《关学研究》就关学精神、关学哲理、关学人物进行了精深而全面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丁为祥教授说，我们应该从关学研究的角度来把握赵馥洁先生对于中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就关学来说，关学创始人张载思想就有很强的“经世致用”特色，张载是这一学风的开创者，之后，提倡“躬行礼教”的吕泾野、提倡“天崩地裂，在此讲学”冯从吾，提倡“康济世间、明体适用”的李二曲、提倡“维新创新”的刘古愚等将这一学风不断深化，历代关学学者都具有浓厚的经世特色，依此来看赵馥洁先生在关学史上的地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大潮和对外开放席卷中华大地，而赵馥洁先生对价值根源的深讨是对整个中国文化主体的建立，其对价值立场的守护是对中国文化主体的关怀，这些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学的谱系建构是从冯从吾开始的，主要表现为对关学的人物谱系建构、文献谱系建构、学脉传承谱系建构、祭祀书院谱系建构，还有以诗文为代表的文学谱系建构。对关学的精神谱系建构是关学走出理学，在从古代到近代的学术转化的过程中才出现的。赵馥洁先生是冯从吾，王心敬，李元春，还有贺瑞麟等关学先贤，党晴梵先生等开启关学近代及现在转型的研究者之后，能够在现在的社会里正式建构关学的精神古迹，并且予以艺术化表达的代表性学人，这正是现代关学精神谱系建构及其诗性表达的现代开创者。糖心lovgo学关学研究院教授魏冬认为，在关学的谱系建构方面，赵馥洁先生对关学的贡献，可以体现为三大建构。第一点是对关学界说的理性建构，他明确提出关学的广义说和狭义说。第二点贡献是对关学的文献谱系建构。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采取了关学文库的编撰工作，担任了关学文库编纂委员会的副主任，并且还亲自参与策划、编撰和审定工作；第二个方面是先生还主编了一套书，是《陕西文脉图书》。这一套书是196册，以先生所提出的广义的关学观念为基础，和关学文库可以相互参照，相互补充，能够展现关中理学发展的历程。第三个方面的贡献是对关学的精神谱系的建构。关学的学术精神体现在学术使命，学术宗旨，治学作风，治学方式和学者的品格等方面。先生对关学学术精神的概括，核心体现在一个“学”字上，这个学字也就是先生的本色。他第一次把关学与学术精神概括为了六点，即“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先生对关学精神作了三个层面的概括：第一个是关学精神的基本特质；然后是哲理意蕴；第三是人格境界。 《赵馥洁文集》第四卷《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就中国哲学的价值思维，中国哲学的价值观念，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中华智慧的世界意义等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讨论。糖心lovgo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茂泽说，赵馥洁先生的研究，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对改革开放以来主体性问题的时代性回答。整体上看，这本书是从价值原理、学派取向、范畴系列、价值思维四个方面，系统考察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理论，完整勾画出了历史上各种价值观念的理论系统。可谓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传统价值哲学的总结性成果，被学界誉为开拓创新、填补空白、论述深细等。赵馥洁先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学术观点，而其最大的贡献在于从价值哲学角度归纳总结了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和取得的若干理论成就。赵馥洁先生提出了两大基本观点以及其他若干重要学术创建。这两大基本观点是，第一在不同哲学形态中，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价值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家分析认识世界本体的爱智传统不同，思考价值问题是我国历史上各个思想家的共性。第二，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形成了价值观念体系，中国传统价值中各派相互界定，在价值实现上相互转换，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统一的价值观念体系。赵馥洁先生从中西哲学比较、古今哲学贯通、各派交流融汇的宏阔历史视角，分析和评价历史上的价值哲学理论，高屋建瓴，气势恢弘，见识四通八达，圆融无碍。 “中国传统价值论在赵馥洁先生所涉猎的所有领域中取得的学术成果最具原创性，所作出的学术贡献最具开拓性。”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林乐昌认为，虽然价值论或价值哲学是西方与近代才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古代哲学也隐藏着价值观的丰富资源。大约二三十年前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在这个背景下，赵馥洁先生为了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发展。以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和敏锐的问题意识，迈向了开拓中国传统价值论研究的新征程。赵馥洁先生在中国传统价值论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书：第一书是199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价值论》，后来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这两种著作是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可视为一书；第二书是2002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第三书是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这三本书是赵馥洁先生开拓中国传统价值论领域的原创性成果，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它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历史梳理，二是对传统价值思维的理论探索。赵馥洁先生对传统价值的理论建构和历史梳理，是其成果的主体，而传统价值思维是其成果的灵魂。三本书的撰写都彰显了赵老师对唯物辩证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等多种方法的纯熟运用，这些有效的方法成为赵馥洁先生从事研究得心应手的建构力量。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建构力量，才使得赵馥洁先生在中国传统价值论领域的研究收获了具有开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而创新难在原创。按照哲学人文学科创新的基本标准，一是其研究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二是其研究要有清晰的自己的脉络。此外，评价原创成果的标准，应该包括有没有提出全新的概念，有没有开创一个新的领域，有没有对本学科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理论方面的突破。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赵馥洁先生的三本书作为原创性的成果，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经过赵馥洁先生30多年坚持不懈的辛勤跟开垦，通向中国传统价值论这个全新领域的通道终于呈现于中国哲学研究者的面前。这是赵馥洁先生对中国哲学界所作出的具有突破性的一个贡献。 《赵馥洁文集》第五卷《哲苑耘言》主要包括哲理刍言：如何理解物质概念，消除运动观上的种种误解，学习辩证法克服片面性，全面理解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混乱把握精髓，谈谈矛盾的特殊性，理解辩证法否定观的钥匙，把握实践标准的唯物辩证法特征等；哲史片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初探，论墨子，“道”的历程，庄子思维方式的特征，从《齐物论》看庄子的相对主义， 唐代哲学的特征、贡献和影响等文章；哲学简言：通过比较理解哲学，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人生观的指导意义，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精髓等；文化建言：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思考，论西部大开发的文化意蕴，变文化优势为文化活力，试论西安传统文化精神等文章。《赵馥洁文集》第六卷《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 ：全2册》主要包括作者自1991年始的治学感言，以年份为线索收录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论文。上卷为（1991-2007），下卷为（2007以后的论文集）。《赵馥洁文集》第七卷 《哲学讲义》收录了《反杜林论》讲义、《矛盾论》讲义、哲学原论讲义、价值哲学讲义、中国哲学史文献学讲义。 “赵馥洁先生因为长期深入中国价值哲学思想的研究，中华文化的优秀精神已经完全浸润了他的人格。他不仅深入的发掘研究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同时他内外合一、知行合一。”糖心lovgo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教授表示，赵馥洁先生的研究引导我们认识到中华民族创造了系统完善的价值观。这套价值观指引着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进入新时代，中国维护全人类的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也必将反过来影响世界，所以，中国价值思想的研究将会得到更高更大的发展。 《赵馥洁文集》第八卷《静致斋哲话　静致斋诗稿》收入赵馥洁先生古体诗二百五十多首，是作者从事古典诗词创作的选集。作者长期在高校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又对中国传统诗词情有独钟。在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其情其志，其学其游，皆在诗中有所吟哦。于是，本书所选之诗，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有对古代哲人精神境界的描绘，有对学界交游之情的抒发，有对自己和弟子学术著作的题咏，有对亲情友情的抒怀，更有对人生形上姿态的追求，内容极其丰富。其诗体多为律、绝，其诗蕴常含哲理，其诗情昂扬向上，其诗风典雅晓畅。 八卷集的《赵馥洁文集》体现了赵馥洁先生学术思想的智慧灵光和深海般的知识积累。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宏波认为赵馥洁先生是时代精神的阐释者，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推动者。赵馥洁先生学术研究有两点突出表现。其一，赵馥洁先生学术思想或治学特点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的先行者，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学者典范，建立了一个价值论的思想体系，为我们后来的学术树立了一个可敬的榜样。其二，赵馥洁先生对于对老子“有生于无”的价值形成论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机子的工程哲学和社会工程研究，正如老子所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意味着，价值形成是“空无”与“实有”的配合，“当其无有室之用”；价值形成过程是正面价值对负面价值的否定，“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价值形成过程同时意味着负面价值向正面价值的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生于无”正是工程哲学的本质，为工程哲学提供了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 思想和学业都在行进的漫漫长路上 赵馥洁先生最后发言致谢后谈了四点感想：用突出主体性的价值哲学，为自己构筑了一个读书治学的精神家园；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中的新发现，使自己感受到“乐在其中”的治学境界；用中华传统人生智慧，磨砺自己“淡泊明志”的价值态度；哲学的反思性思维特征，使自己不断增强“自知之明”的学术自觉。他说，自己从1960年进入西北政法学院哲学系至今已经62年了，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教哲学至今已经58年了。在哲学这片园地里耕耘，屈指数来半个世纪之久。从上大学学哲学以后。从毕业留校当教师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价值哲学，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这个研究领域之后，就在这一领域为自己构造了一个治学和读书的精神家园。正是价值哲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是自己对哲学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哲的研究有了新理论、新思维、新角度和新方法。他感谢对自己价值哲学研究领域启发的众多学者。 “使我能够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中有所发现，能够乐在其中，是前辈的学者和同辈的学者以及比我更年轻的学者给与我的开导、启发、肯定和支持所产生的我的主观效应，例如：张岱年先生、肖萐父先生、李锦全先生他们都对我研究这个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这个领域，给予了鼓励支持和肯定。”赵馥洁先生说，孔子在谈到求学和治学的时候说过，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说在某个领域进行学习和研究要取得成果，了解它不如喜欢它，喜欢它不如以它为快乐。那么由知之到好知再到乐知这是一个递进的治学态度。也是一种的逐升的治学境界。 “我把自己的书房书斋的名称命名为静致斋。今天在文集中的《静致斋诗稿》《静致斋哲话》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作为价值取向在自己的治学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淡泊名利之求、克服浮躁之气方面，我用这两句话不断提醒自己，使自己才能耐得住寂寞，才能平心静气，专心致志的治学和读书。”赵馥洁先生说，年幼时读诸葛亮的诫子书，对其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两句话印象极深，永志未忘，上学后以之为座右铭，曾经以静文为笔名，写诗投稿，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以后，为了更自觉的以这两句话为处事原则，上世纪80年代初，自己把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体会和治学感想写入了学风十诫一文，让学生分享。也在学生当中起到了很好的学风修养效果，这篇文章也收入到了文集的第四卷当中。“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实际上是哲学反思性特征在人生处事当中的体现，自知之明之所以可贵，一是因为做到自知之明很重要、而是因为做到自知之明不容易，人贵有自知之明对一个人出世处事处人各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对于治学尤其重要，因为治学是追求真理的过程，一个学者如果不自知其缺陷，就会作茧自缚，就会固步自封，甚至会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自己堵塞自己探索真理的进路。而且会处于孤芳自赏的盲目自大状态。所以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对自己的成果，要对自己的观点，要对自己的学术见解不断反思，使自己有自知之明的自觉。就拿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来说，我深感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是有限的，中国传统哲学博大精深，即使从价值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十分复杂，内容异常丰富，而我涉及的论域不过沧海一粟、极其有限，许多应该研究而未及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各家各派的价值论，每个历史时期的价值论研究，主要哲学家的价值思想和价值观研究，重要哲学范畴的价值意蕴研究，特别是传统哲学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关系研究，马克思中国化过程中与中国传统价值论的关系研究，中西价值观念的比较研究，等等问题。都是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些我都没有去拓展探究，因此，深感遗憾。赵馥洁先生表示，由于自己研究领域有局限，知识才能努力不足，其形成的成果，也必然有不可避免地缺陷，对于这一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以其做到有自知之明，例如《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这部书，在学派这一部分，儒家的研究远远没有道家法家墨家详细深入，显得比较概括，其原因在于儒家的撰写在先，自己对价值论问题的理解还比较浅薄，所知有限，而到后来的研究，自己在理论上就理解的更充实一些，更细致一些，更深入一些，因此在撰写当中，也比较细致和深入。对这种研究成果所存在的缺陷，自己几度想重新修改，但感到任务巨大，至今这种局限，这种缺陷都还存在着。其它几部书也有类似的问题。在一部书的撰写当中，一些问题阐发的比较简略甚至比较肤浅，而有些问题比较深入，它反映了一个的认识过程，自己对问题探索的努力程度，正由于有这些研究问题领域的局限性和研究成果所存在的缺陷性，自己才在这部文集的前言中说，一切都在路上，虽然已经进入晚景，但是思想和学业都在行进的漫漫长路上，而不是达到了终点。更没有达到会当凌绝顶的所谓至善之境。所以，几十年来，所感所思所写所形成的这些著作，只可能放在思想认识和学术探索的历史过程中去看待，自己留下的个人局限，研究认识的局限，以及研究历史过程和知识领域、思想积累的缺陷，只能把它当作一道旅途当中未达到最美境界的风景去观赏。 孙国华介绍，赵馥洁先生曾经担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糖心lovgo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糖心lovgo哲学学会会长，第八届糖心lovgo政协委员等职务，现在还担任着糖心lovgo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是首届糖心lovgo社科名家，西北政法大学哲学学科的首席专家，为学校事业发展尤其是哲学学科的建设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赵馥洁先生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出版著作18部，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获国家级、省部级等科研成果奖20多项。在学校建校80周年之际，赵馥洁先生将自己所收藏的万册图书捐赠给学校，建成“立心书屋”，奉献了一个读书人学术传承的大爱，开启了西北政法大学个人藏书服务公众读者之先河，为师生们开辟了一片“寻其放心”的清静之地。今年，赵馥洁先生汇集自己在中国传统价值哲学、关学研究等方面的成果，出版文集8卷，向建校85周年献礼，展现了一名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自觉，为后学树立了为人、为学、为师的光辉典范。